东江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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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抗日根据地,地 处珠江江口、广(州)九(龙)铁路两侧,包括东莞、惠阳、宝安、增城、博罗等县。这里面向大海,背靠广州,是日军进攻广州、侵犯华南的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叶剑英曾高度评价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他指出:“没有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这样残酷、严重与广大的敌后战场是不可能坚持的。”[1]东江抗日根据地是全国著名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一步研究东江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大贡献。
中文名
东江抗日根据地
外文名
东江抗日根据地
地 处
珠江江口广州九龙铁路两侧
优    势
面向大海,背靠广州

东江抗日根据地抗日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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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惠阳大亚湾登陆,惠阳、广州沦陷。国民党军队溃逃,华南广大国土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共中央立即指示广东省委,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12月2日,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曾生任总队长。1939年1月,东(莞)宝(安)惠(阳)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王作尧任大队长。这两支抗日武装分别在惠阳县和宝安县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打开了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1939年底,两支部队发展到近700人。
1940年9月,部队整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由东江特委书记尹林平兼任两个大队的政治委员。 随后,第三大队挺进东莞大岭山地区,粉碎了日军对百花洞等地的进攻,开创了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建立了8个乡的抗日民主政权。与此同时,第五大队回到宝安敌后,开创了以阳台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41年6至8月,日军先后出动1000多人,对阳台山根据地进行“扫荡”。第五大队连续作战,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胜利。同年2月,中共东江特委抽调干部、战士组成小分队挺进增城,与当地武装会合,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增从番独立大队,以油麻山为基地开辟根据地。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香港沦陷。当时,中国一大批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被困在香港,情况十分危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分别电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迅速将这批人士抢救出来,经澳门、广州湾或东江转入大后方。营救工作在周恩来指挥下,由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具体实施。接到指示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立即派出武工队员、交通员进入港九地区。从1942年1月开始,经过6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将茅盾、邹韬奋、戈宝权等文化界精英和民主人士及其家属共800余人抢救出来,安全送回大后方。此外,还抢救了国民党官员和家眷等10余人,国际友人近百人。这一秘密大营救,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扩大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各界人民和海外的影响,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东江抗日根据地抗日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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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月,广东军政委员会成立,尹林平任书记。同时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梁鸿钧任总队长,尹林平任政治委员,曾生、王作尧任副总队长。并将部队进行改编,成立主力大队、第三大队、惠阳大队、宝安大队和港九大队。1942年是东江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一年。
日、伪、顽军对根据地进行了多次大规模进攻,使活动在阳台山的主力大队受到严重损失。年底,广东军政委员会在九龙西贡乌胶藤村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周恩来关于要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的指示,决定坚决反击顽军进攻,对日伪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从1943年1至11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共作战7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000余人,部队发展到4000多人,恢复和发展了惠、东、宝抗日根据地。
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曾生任司令员,尹林平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二、第三、第五、惠阳、宝安、港九、护航7个大队。东江纵队成立后,积极扩大游击区,壮大武装力量,部队得到迅速发展。

东江抗日根据地抗日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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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初,根据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精神,东江纵队派部队北上,开辟了博罗罗浮山为中心的江北根据地。5月,广东临委和东江纵队领导机关及直属队进入罗浮山抗日根据地。此时,东江纵队已发展到1万多人,活动范围从东江流域扩展到北江地区、广州市郊几十个县市和香港、九龙地区,还先后开辟了广九路东西两侧、惠东宝地区的路东、路西根据地,并向东发展,建立了惠东、海丰根据地。 开辟、扩大根据地的同时,各地抗日民主政权也相继成立。
至1945年六七月,东宝、惠东行政督导处,路东行政委员会和博罗、海丰县民主政府成立。到抗战后期,东江抗日根据地共建立了5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地和游击区人口达400万以上。
东江抗日根据地被中共中央列为全国著名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1944年6月,中国共产党已在全国建立了15个以上抗日根据地。1944年6月22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接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全体记者,介绍中共抗战情况。其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华北、华中、华南三个敌后战场建立了15个以上抗日根据地,其中华南敌后战场有两处根据地,一处在海南岛,一处在广九铁路沿线及广州四周[4]。显然,这里提到的15个以上抗日根据地,包括东江抗日根据地。
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确认当时全国大的抗日根据地有19个。毛泽东于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共领导的中国解放区,有19个大的解放区,其地域包括广东在内的19个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5]。1945年8月15日,朱德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说帖中也宣称:经过八年的苦战,中共在广东等19个省建立了19个大块的解放区[6]。历史上这“19个大的解放区”,当然包括东江解放区(东江抗日根据地)。
二、华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场
东江抗日根据地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华南人民开展敌后抗日的重要战场。
(一)东江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地位
东江抗日根据地面临大海,处于香港、广州两个大城市中间,横贯广九铁路,靠近粤汉铁路南段,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因而在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
全国抗战爆发后,广州成为中国军队与海外联络的要地,在培养抗战力量上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日军占据华北、华中要域及切断海上交通线后,广州成为中国军队利用广九、粤汉两铁路连接香港广州内陆的一大补给线,其补给量占总量的80%[7]。1938年9月19日,日军大本营命令海军舰队协同陆军,“本着攻略广州及其附近要地之目的,切断敌重要补给线”。[8]10月12 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21 日占领广州。
香港不仅是一个国际性商业城市,而且是一个优良军港。日本侵略者把它看作是“南进”的枢纽站,夺取了香港,就可以从本土经冲绳、台湾到香港,同菲律宾、新加坡、马来群岛联成一线,使日军的兵源调遣和物资运输畅通无阻。它又可以与东面的台湾、西南的海南岛遥相呼应,形成对中国大陆半月形包围,封锁中国的对外联系。因此,日军在轰炸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一天,向九龙发动进攻,很快就占领了香港。
日军把广九铁路、香港和广州作为其支持太平洋战争的枢纽和后方基地,派出两个师团的兵力驻守广九铁路沿线以及广州一带,并对严重威胁其安全的东江抗日根据地实行不断的“扫荡”和“围剿”。日军打通粤汉铁路南段后,又从华中、华北抽调一部分兵力加强对广九线、粤汉线南段以及华南沿海的防守。1945年春,原驻武汉与长沙之间的日军精锐机动部队一二九师团(代号波雷)奉命秘密南下,在东江地区的惠阳淡水一带和广九铁路沿线驻防,准备对付美军舰队反攻华南。
在美国《美亚杂志》1944年7月刊登的《东江游击纵队与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一文中,论述了东江敌后地区在太平洋的战略意义,并指出与在这个地区活动的东江纵队建立密切的联络,并予以各种援助,对于盟军将来在中国海岸登陆,取得“进攻日本的胜利,已具有头等重要性了”。[9]
(二)孕育了被中央军委誉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的抗日劲旅
华南敌后战场有一支威震南疆、蜚声中外的抗日劲旅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被中共中央军委赞誉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东江抗日根据地孕育了这支英雄部队。
东江抗日根据地是东江纵队的发祥地。日军于1938年10月入侵华南大陆后,中共东莞中心县委迅速在东莞组建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后整编为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随后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也在惠阳县组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这两支东江人民抗日武装,成为东江纵队的前身。
东江抗日根据地为东江纵队提供了主要兵源。1943年12 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在东江地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东江纵队成立后半年时间,就由3000多人发展到5000多人。至抗战胜利结束时,东江纵队总人数达1.1万人,兵源大部分来自东江抗日根据地。
东江抗日根据地成为东江纵队可靠的后方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和香港沦陷后,华侨与港澳同胞的物质援助完全中断,加上敌人在军事上反复“扫荡”,在经济上实行封锁,抗日游击队的军需供给十分困难。东江根据地各级民主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实行减租减息,征收抗日公粮,开展合理税收,为游击队提供了必要的给养。根据地的中共组织和各级民主政权,把群众广泛动员和组织起来,成立民兵队、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儿童团、生产救济会等各种抗日团体,积极支援和配合部队作战。根据地内有1.2万余民兵,他们直接协助部队作战,并随时参军入伍。
(三)华南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江抗日根据地与琼崖抗日根据地,共同构成了早期的华南敌后战场,与华北、华中一起成为中国三大敌后战场。中共中央军委于1944年7月15日给东江纵队和琼崖独立总队的电报明确指出:“你们全体指战员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天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10]
东江抗日根据地是华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场。据八路军总部1944年3月前的统计,日军在广九铁路沿线驻有一个师团,东江纵队抗击其70%,国民党军队抗击其30%[11] 。至1945年,东江纵队在东江地区抗击敌伪兵力共10.4万人,其中日军三个师团又一个旅约7.4万人,正规伪军三个师连同杂牌伪军约3万人[12]。在华南敌后抗战史上,许多重要战斗都发生在东江抗日根据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振奋东江民心士气的榴花阻击战、被日本《读卖新闻》称为日本进军华南以来“首次遭遇真正对手”的黄潭战斗、日军自认“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的百花洞战斗、粉碎日军的万人大“扫荡”、卡断广九铁路中段的破袭战、致使日军大队长败归后剖腹自杀的梅塘反击战、对日军最后一战的莞太线战斗等等。
东江抗日根据地曾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朱德代表中共中央,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日本侵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及其部队向解放区军民投降,其中规定:“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13]朱德提到的东莞地区,是东江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地区,曾生将军则是东江纵队的司令员。由此可见,东江抗日根据地在中国敌后抗战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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